石槐年近六十岁，石家上下过百口人，此次怕是因连坐之故，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也许其他人还未发现，但他看得明白，这安亲王跟司公公怕是心和面不和，那些唇枪舌剑不过是听着激烈的人前斗，这人后怕是早已如他和礼部还有工部这些年来暗中勾结在一起那般，是一条船上的人。
方本和痛失爱子时，他和工部尚书都还未觉察到有哪里不对，等到方本和还有数名礼部官员都被“请”到东厂，工部也因为那林柏寒和皇甫良祯之故被揭发，他就意识到，皇帝最宠信的心腹怕是已经叛主了。
于是他知道，户部被牵扯出来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也因此，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都在努力为自己寻求一条后路。
皇甫良祯这个人，他有印象。毕竟当年皇甫氏被问斩，其中有他的一份功劳在。
官场，是一个不见血的战场，要想上位，就要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
皇甫氏与司家一样，都是随着大蘅国建国一路走来的，而皇甫良祯的父亲皇甫琅舒却在年轻时决定弃文从武。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都是很不可思议的事。皇甫氏历代皆是文臣，皇甫琅舒却竟要去做武将，且当时的大蘅国国势安稳，尽管边疆偶受异族侵扰，但百余年前仁宗帝收回兵权，并对军制进行了改制以此巩固统治权，此后的朝臣都有共识，大蘅国的重心在政治经济与文化而不在军事。在此等轻武的情势下，皇甫琅舒弃文从武绝非明智的决定。
但后来，司老尚书却一再向先帝提出大蘅国应当文治武功，而非再继续忽略军事发展。
对于司老尚书的观点，皇甫琅舒是支持的。当时先帝为了平衡朝中势力，又因皇甫氏历代都是辅佐君王的良臣，故而破格将皇甫琅舒封为了一品军侯。但，不过是个虚名，实际上，皇甫琅舒手中并无任何实权。只是皇甫琅舒与司老尚书一样，很早以前就察觉到了皇权过于集中的弊端。
军队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且所有兵将皆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又相互制约，如此一来，兵无常帅而帅无常师，统军者在士兵中没有声望，没有声望也无军心可言，军权彻底服膺于皇权。
大蘅国数年的经济与文化的确发展迅速，然冗官与冗兵的情况也日益加重，在其位不能谋其职，京城就京城近邻繁荣，离京城越远的县府则越来越贫穷落后，若长此以往的放任下去，将会积贫积弱，国势衰退。
司家倒下后，朝堂上的群臣也越发的谨言慎行，朝堂关系是一张复杂的网，即便司老尚书未曾结党，在司家倒下前，依旧有许多愿意追随司老尚书的文臣，然而司家的结局惨烈，之后翰林学士一党壮大；明面上翰林学士当时又属于太子党，其余的大臣则是分属二皇子与四皇子的党系，这其中难免也有墙草头，看哪边势头好就为哪边做事，他们不主动讨好，只看情势，且事事都留有一手为自己备好退路，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至于剩余的多是曾与司老尚书有所往来，由始至终都并未加入党争保持中立的文臣，又或是在朝堂中已无说话余地的武将。
先帝当时对皇甫氏的忌惮其实并未太重，但皇甫琅舒几次三番提及文治武功的谏言，惹得先帝十分不快。石槐当时也不过三十来岁，自然不到尚书这样的高位，但石家当时，其实是依附着皇甫氏的。
石家的根基太浅，算起来不过两辈为官，自然要寻一根基深的依附。石槐的父亲倒是个良臣，为人清廉，故而入了皇甫琅舒之父的眼，两家也算有所往来。然而石槐的野心远比其父要大，也并不想在朝为官却两袖清风，故而入朝堂后，一直在默默寻找机会，另寻党系攀附。可石家依附皇甫氏，在朝中人皆知，石槐即便是有心投诚，也难被接纳。
外使一事发生时，皇甫琅舒曾多次为司老尚书与司家说话，先帝当时便对皇甫琅舒极为不满，但司家刚倒，总不能马上又动皇甫氏，否则难免寒了老臣的心，故而先帝当时仅口头训斥了皇甫琅舒，并未降罚。
但石槐不愿再耗下去，当时皇甫氏有一名年纪较轻却脾气火爆的子弟，石槐当时得到线报，太子党那边查到了一个戏曲班子花旦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探子，于是在那名皇甫氏子弟去喝酒听曲时，石槐故意使人去跟他起冲突，混乱中那名花旦被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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