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是很疼。”谢尔盖又小声说。“谢谢你……”
“我不会走的。”安德烈亚斯回答，他再一次让谢尔盖依靠在他身上，双手捂住他的耳朵。“闭上眼睛，哦，我知道你看不清但也请闭上。我妈妈有时候也会头疼，在我很小的时候，避开声音和光线会好一些。”
谢尔盖的世界陷入一片寂静。安德烈亚斯不再说话，脸颊贴着他的额头。从呼吸当中，谢尔盖猜测着他的表情。
“你”
“嘘。别说话。”安德烈亚斯小声喝止，“你需要休息，什么也别想。等一下说吧。”
止痛药拯救了他，他在安德烈亚斯的臂弯里昏昏欲睡。因为战争，每个人都疼痛、绝望、精疲力竭，他怎么能被法外开恩，拥有如此宁静的夜晚？他看不见，周围也没有声音，除了安德烈亚斯的呼吸和心跳声，他就被那根线与不幸的世界相连。
与此同时，卢卡斯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个不停。轰炸以后，他们需要对接层出不穷的举报：要么是有工人旷工罢工，要么有地下组织在哪片墙上涂了丑化元首的标语或者宣传画，最多的还要数“有人在防空洞里散播失败主义”。他真不明白，在那样神经紧绷的状态下，德国人还在发扬观察的品质，空袭为他们带来了机会，近距离地观察那些平常只能在阳台上观察的邻居和行人。这让他每天都想辞职，在心里羡慕起安德烈亚斯。可现在，一切都晚了，他既没有伤病，也没有从柏林调走的机会：他还不到三十岁，要辞职可不就是要他上前线去吗？
果不出他所料，天蒙蒙亮，他就被电话叫去了弗里德里希区。打来电话的是一个姓费舍的男人，他义愤填膺地说，他的老婆听见女邻居当众发表“失败主义言论”。卢卡斯烦不胜烦，费舍先生给的地址不远，他便揣着手枪，独自一人去“调查”了。
要到达那栋灰色的居民楼，他必须穿过一片废墟。在围墙上，潦草地用红色油漆刷着一行大字“国家是为人民存在的”。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道路被瓦砾堆满，他绕了两次路，爬到三楼。举报者和被举报者是对门的两家邻居。卢卡斯敲开门，让那位名叫海伦娜的女士跟他离开。
那是个默不作声的小个子女人，她的丈夫还在炼钢厂上班，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刚煮完早饭。大儿子格奥尔格刚满十六岁她就是因此被举报的。她的邻居在防空洞门前见到格奥尔格，声称他已经到上前线的年纪，应当为国效力，而不是躲在家里。海伦娜起初不做声，又称大儿子还在上学的年纪；费舍太太便说，她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前线，现在国家到了艰难时刻，没有谁能贪生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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