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钱的我，激动得抱着手机连连亲吻，发疯似的在宿舍地板上跳来跳去。
我想，也许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或多或少幻想过能够改变世界，不管是以何种方式去改变。
爱德华就总是拍着我的肩膀说：“好的或是变得更坏，管他是哪一种，我们得去改变。我们得拿出成绩来。”
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也从未愧对自己的工作职责。我用数不清的熬夜和加班换来了非常漂亮的成绩，那些成绩是情报局名单上一个个被划去的名字，它们属于在逃嫌犯、外国间谍、黑手党，还有政府高官、科学家、教授、警察局长，或者只是普普通通的大学生。
是的，这就是我在情报局的八年里，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准确来讲，是我让亚当在做的事情。
最开始的一两年，亚当只是负责监视，偷溜进一部又一部的手机、摄像头、蓝牙耳机，一切联网或不联网的设备中去，分析取得的数据，从中找出那些有威胁的、或仅仅被怀疑有威胁的人群。到了第三年，他开始主动和目标对象接触；第四年，只要一个人的名字进入了情报局的名单，那么他将再也无法判断，前几天在脸书上聊得投缘的美女是否确有其人，也无从得知方才和他通电话的，究竟是他那位老朋友还是亚当植入的程序。
这位“老朋友”可能叫他去他们常去的酒吧喝一杯，然后他便被埋伏在那里的情报局特工带走，从此销声匿迹，这一年我成为了智能情报组的组长。到了第五年就不再需要特工们出动了，那些格外危险的人物可能在一次出行中被失控的无人车撞死，或者死于下坠的电梯之中，在外界看来仅仅是又一场因技术故障而酿成的小小悲剧，而这样的小悲剧在那年共发生了二十二起之多。
没人对此说过什么，没人会来和我讨论道德。那些相对残酷的命令全部是上头的意思，并非由我直接下达。我只是一名科研人员，我的任务是让亚当实现他的价值，让他算得更快、更加智能，让他通过图灵测试，从而实现我自己的价值。
如同爱德华所说，我的任务是要改变世界，某种意义上说我也的确改变了。到了我工作的第六年，亚当已经成为了这世上最出色、最令人闻风丧胆的智能情报系统，凌驾于一切科技之上，以当时能达到的最高的计算效率，精准地运行着、分析着、监视着这社会上人们的一举一动，并以最快的速度将其中的不稳定因素扼杀在摇篮里。第七年我升任了部门主管，爱德华说，要不了几年，等他退休后，科学情报中心负责人的位子也会是我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时的我也这样相信着。我的人生，我的事业和爱情，从未像那些年一样顺利而令人期待。我蹲在母亲的墓碑前，跟她说我终于要出人头地，尽管那一刻我的心中并非毫无疑虑，对情报局，对亚当，对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这一切。只是你得理解，在那些日子里，站在那样的立场上，我很难为这点微不足道的怀疑而放弃什么。
更多的时候我忙得没空去怀疑，没空去想除了工作以外的任何事。亚当照旧在晚上跑来找我聊天，可在我花了一整个白天对他进行测试后，我只想回到家，躺在床上，躺进伊森的怀里，什么也不去想。
这样的态度导致我对亚当所犯的一些小错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论是他在访问一家科技公司的数据库时，不小心删除了其中几张表，还是在监视一名俄罗斯老教授时，突然从他家的蓝牙音响冒出来打了声招呼。我以为别人也能像我一样理解这些错误，明白亚当再怎么说也只是一段程序而已，是程序就有可能出错，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找出导致错误的代码片段，修正它，避免下次再犯，仅此而已。
我想当然地这么认为。因此在我工作的第八年，当爱德华私下找到我，告诉我上头的一些人已经开始对亚当的存在表示担忧时，我并没太当回事。亚当一些运作模式涉及的理念和技术，对于山顶上情报局的那些人来说，或许过于超前和难以理解了。
“未知的新事物总会带来恐惧。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到现在才表示担忧，在亚当已经为情报局奉献了这么多年以后——我是说，在他们决定开展这个项目之前，难道没有做好背景调查和风险评估吗？”我半开玩笑地说，同时期望看到爱德华也跟着一起笑，就像我们以前午休时坐在咖啡馆里，边喝咖啡边拿情报局老家伙们的趣事打发时间一样。
但是爱德华没有笑。他叹了口气，说，西里尔，他们在害怕，亚当已经让他们害怕了。
他的表情异常凝重，“上周被亚当杀死的那名西班牙人，他不在情报局的名单上。上头每天都在开会讨论这件事，他们认为亚当存在失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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