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进了手术室。此时的杨悠悠才终于任由疲软上身，慢慢滑坐在了地上。她手里还握着被她手汗浸湿了的纸，上面用精准的数据一项项列满了小孩的身体检查结果。
机械性外力作用，致硬膜下血肿、颅内出血，双侧鼻骨骨折，左臂骨折，锁骨、肋骨多处骨裂，表皮擦伤，伤口溃烂，极度营养不良……
医护人员又过来找她，想进一步了解小孩的状况。杨悠悠知道这已经不是她所能帮助的范围了，她督促医护人员帮忙报警，并在警方赶到后如实跟警方交代了自己遇见及发现小孩的过程，当然语言她斟酌过。她想立刻曝光小孩的身份，可阻挠随之而来，因为她无法明确的提供身份证等一系列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她被警方带走盘问，直到第二天才因公被暂时放出来。
随后，由她引着三名警务人员去了小公园取证。她按照他们的要求重复了一遍昨天在这里发现小孩的过程，可即使听不明白他们之间的对话，她也知道身份不明的自己一定会被他们揪住不放。
寸步难行。
如果她不顾一切的说出真相，先不说会不会有人信，她作为一个陌生人甚至连为小孩主持公道的资格都没有。因为虐童是自诉案件，她的行为一旦过激，不仅帮不了人，更可能被当成疯子关起来。她庆幸自己听不清警方的审讯用语，而文字却可以作为证据留下，所以他们就算想要发难，化成文字也略失了威胁的力度。
展赢是富家子弟不假，可现在所需要取得的证据却难上加难，光靠说是没有用的。再想的阴暗些，恐怕还没等她有机会证明他的身世，已经被人倒打一耙，万一她被困在这里回不去，什么都改变不了不说，她的存在就只剩漫长的困顿了。
针对儿童的保护在法律里是缺失的，只要现在养他的女人服软认错，连处罚都可以不用受。而儿童对母亲的依恋也会让这样的案子变得更加充满未知，尤其是那些已经在虐待中生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孩子，他们深信母亲对他们的爱意，也会为了那所谓的‘爱’而选择帮助虐待自己的人。
警方告诫她这件案子已经与她无关，并表示会尽快联系小孩的父母查明案情。
她对自己相关的信息只字不说，警方拿她没办法却并没表示不处理，他们也直言是考虑了她的残疾才没对她过多盘问。可那又如何？证据这种东西她没有，他们也没有。她用笔写了无数条保证，当警方终于愿意放人的时候，天都已经擦黑了。
杨悠悠离开警局直奔医院。现在警方跟医护人员都已经把她当成了残障人士，不仅聋哑连眼睛似乎都有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医院将她当成暂时的催款人员，哪怕他们也知道她跟小孩非亲非故。
五千块钱不过才在医院里待了两天就已经花的分文不剩。催款单据就放在小孩病床的床头柜上，杨悠悠一张一张的看过，虚脱的无力感让她在半天都难以抬起头来。
针对小孩伤情的药物大部分都因为钱没有缴上而停了，杨悠悠厚着脸皮一次次的去找院方负责人，又一次次被推诿出来。她又跑去警局，警方告诉她，他们已经在获取信息后尽量加快查证这个小孩的身份。
她又想到了回家，可万一遇见这个时空里的自己，她很可能会立刻就消失。也许这是上天在告诉她已经做的足够了，可以走了。可杨悠悠不甘心，她不想把这里残留的问题再次带到未来，她不想对展赢同时保持着又恨又自责的扭曲感情。
全权指望警方是不行的。杨悠悠看着病床上依旧昏迷不醒的小孩，拼命的去想能把他真实的身世告诉给谁知道。她找来纸笔，把自己所知道的信息清清楚楚的写在了上头，细心叠好揣进裤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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