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两天前一样远远地站在那棵最大的梧桐树下，低着头像是在等人，百无聊赖地踢着地上的落叶。
那时候他以为周景真的来找他了，呆了两秒之后胸口就升腾起小小的雀跃情绪，图书馆也不打算去了，抓紧本子就往树下跑。他都准备开口叫弟弟的名字了，眨眼却不见了周景的踪影。梁晨在离那棵树二三十米的距离停了下来，茫然地四处张望——梧桐大道一条大路到底，除了路就只有树，几乎没有拐弯也没有能藏人的地方。他掏出手机想都没想地给弟弟打了个电话——放在平时他决计不会这么做，随时随地有事没事的语音通话那是万分亲密的人之间才有的特权，他还是有这点自知之明——周景显然也有些吃惊：“我在公司，怎么了是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他压下声音中的颤抖：“你，你注意身体。”
如果第一次还可以说是太过疲累和思念引起暂时的心悸怔悚，之后接二连三的第三次、第四次只能将梁晨引入唯一一个合理的猜测——自己很有可能，走上了梁莉的老路。
他陪在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身边十八年，梁莉从最初偶然的情绪失控发展到全无理智不打镇静剂就发狂伤人，中间的每一个进程他都无比清楚。幻觉的产生只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到后面影响正常生活，将人完全拉入与世隔绝的虚假世界之中，最终将生命力消耗殆尽。
想清前因后果的这一刻，巨大的恐慌密密包裹了他，绝望的阴影压得人快要喘不过气，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宣判激得浑身发冷。梁晨木然地坐在宿舍的书桌前，不停地想为什么会这样我不要这样我不想疯。
我不能成为梁莉那样的人。
那天起梁晨有了个笔记本，每天记录看到幻觉的次数、时长，以及随之出现的症状。这些幻影，这些幻影全都是周景，梁晨称之为“他”。从只在远处出现三四秒钟就消失到后来离他越来越近，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他”被添加了越来越多的细节，也变得越来越像真的。梁晨最开始还能勉力做到对幻象视而不见，随着幻觉发作得越发频繁也逐渐力不从心，更何况今天“他”还跟他说话了，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
梁晨收起笔记，仰在椅子上望向天花板，不能这样了，自己应该去看医生。
“他”第二次尝试跟梁晨说话，是梁晨刚从医院出来的那天下午。
他请了半天的假，用打工的理由骗过室友，挂了附近一家医院的精神科。下午的小医院人很少，接诊的医生很耐心，让他填了几张测量评估，又问了他不少问题，最后告诉他治疗的过程可能会反复且漫长，前期用药也只是尝试性的，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需要病人和医生配合慢慢摸索出疗效最好的组合。此外很多注意事项需要身边的人知晓，下回复诊最好有家人陪同。
梁晨沉默了一会儿起身道谢，拿着药剂的处方走出诊断室。出了医院他才发现自己在十二月的初冬出了一身的汗，最里面的汗衫湿透，黏糊糊地贴在背上。他讨厌医院，自从弟弟离开后，初高中青春期那段本该年少恣意的时光，除了学校和家，医院是他去得最频繁的地方。他对医院的记忆就是每月两次拿着单子买药凑钱的窘迫，是隔壁王婆婆令人胆战心惊的突发事件电话，是住院部外绿白的墙壁和驳了油漆的长凳，是弥散不去的消毒水味躁狂病人的嘶吼和砸门的框框声，是梁莉苍白的脸庞和望向他的陌生眼光。
走到大街上在人多的路口站了几分钟，梁晨才终于缓过劲儿来。等公车的间隙他坐在车站的休息椅上翻出药品的说明仔细阅读，在照看梁莉的时候他差不多熟悉了大多数常见的二代精神类药物，没想到现在自己也开始需要它们。准备将药收起放进背包时候他又看到了周景，就坐在他旁边的空位上，离他很近很近，和这个时节的高中生一样穿着普通的卫衣牛仔裤，脸上却不是一贯的冷硬。
“怎么了？”“他”伸手想要摸梁晨的脸，却在对方躲避的动作下委屈地瘪了瘪嘴，改为小心地碰了下梁晨的衣服：“哥哥不想我吗？”
梁晨猛地把上半身往后撤了一大截，盯着脚边的地砖急促地呼吸，拼命告诉自己这不是弟弟，“他”只是个虚假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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