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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容与自己的思路却格外清楚。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他将余务放在一旁，上任后通过刘钦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改革吏治。
除去已经推行到江阴等地的，将一应公务都规定处理时限，提高效率之外，朝廷新政更又更改了从国初便因循下来的官员考课之法，不以税收为先，多方考核，检查各项工作完成情况。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薛容与在民间见过许多官员为着考课，不惜敲朴百姓，强逼纳粮，致使民不堪命，有时畏朝廷官吏远甚于贼。而之前考课只审定官员征收上来的钱税多寡，是因为一来这样最为简单便利、易于衡量，二来钱税于朝廷而言乃重中之重，直接影响到当年一应举措，因此对其格外看重。
哪里的钱税收得多了，官员便受嘉奖、皇帝目之为能吏；哪里收得少了，官员便受问责、皇帝也难免认为其是尸位素餐，不堪主政一方，日后恐怕就要换掉他。官员爱升恶贬，自然要狠狠征收赋税，有时哪怕当地明明遭了灾情，他们却宁可隐瞒不报，照常征收，收不上来时，便令胥吏四出，催缴不已，哪怕闹出人命、民怨沸腾，也与自己无关。
毕竟小民口小，所谓民怨者，总是难达天听，况且即便这天当真听而闻之，也不甚在意，即便责罚主官，也无非做做样子，不然人心观望，以后谁还为你实心做事？白花花的银子送上来，圣人毕竟明嗔暗喜，总不会当真重责给朝廷真正做事的人的。
可是立国百年，如此已经再走不通了。
国初时天下久经离乱，百姓十不存一，许多富家大户也遭丧乱，或身死、或破家，各地人丁稀少，大片大片的良田无人耕种。朝廷建立以来，授田于百姓，令其休养生息，百姓欢悦，寄身田产土地，代代繁衍。那时地多人少，又兼国用不足，多一份钱粮，朝廷便能多做一份大事，而百姓也不至于为此断绝生路。
然而立国百年来多少天灾人祸，小民既无积蓄，便无可抵挡，只有卖田卖地、甚至于卖妻鬻子，以过灾年。因此每一灾劫过后，土地便往高门大户间多集中一点，以至于现而今民间已如古人所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一般无二。现在再不顾实际情形，不论丰俭，一味追缴征收，便是驱民于必死之地，如何能不激起民变？翟广、扎破天等乱民便是明证。
况且国初时候各地主官多经丧乱，往往亲罹刀锋，目睹生民之惨，常怀哀切之心，不忍追缴太甚。现在各府各县长官，寒窗苦读，只为出人头地、光耀门楣，为着从此可以衣食无忧、大富大贵，有几人管旁人死活？好容易捞到一官，自然能拿的好处全都要拿，心怀上进的，更要削尖了脑袋往上去爬，至于脚底下如何，既然于自己全无影响，又何必在意？
唐人有诗言：“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由此可见一斑。
薛容与决心要做的，便是更改考课之法，将其只作为考核当中的一部分。而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余下的要用什么衡量？除去实打实的银子之外，别的再没有那样丁是丁卯是卯的，还有什么能拿来衡量官员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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