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牌，“你觉得怎么样？”
男孩抿起嘴唇，瞥了一眼泊在码头台阶旁边的挂旗艇，船工正在固定货物，像对待熟睡的新生婴儿那样轻手轻脚地把陶瓷制品放进塞满干稻草的木箱，瓶身画着吕西恩从未见过的风景，一个陌生的港口，在海洋的另一头。
“我会有很多机会登上商船吗？”他问。
“会。”通事说，态度庄重，并没有把男孩的问题当作笑谈，“不止那么简单。商船还会变成你的一半生命。”
“那我觉得我哥哥已经推销成功了。”
——
右舷炮声炸响，撼动了整艘船。尽管早有准备，吕西恩还是不由得抓紧栏杆，稳住自己。按照惯例，外洋商船向广州海关鸣炮致敬之后，前来检查的官船会敲锣回应，以示欢迎。他差不多该提醒船长和大班到甲板上来，拿着专门为此准备的红葡萄酒，迎接海关督查登船。督查一般会回赠新鲜蔬菜和猪牛肉，慰劳远道而来的水手。在黄埔和澳门来回了七年，吕西恩已经十分熟悉这套流程，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将会非常忙碌，作为通事秘书，他必须确保赠礼过程万无一失，没有人会因为可笑的翻译误会而动用武力。然后还要化解丈量船只时不可避免的矛盾，海关督查总喜欢多量一寸，以便多收税费，外国大班总会发现，马上提出抗议。从中斡旋的通事永远被迫在照顾督查的自尊心和照顾外国大班的钱包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同时还得留意自己的口碑，要是在外国商人心目中落下了过分偏袒海关的名声，下一个贸易季节就别想接到委托了。
而且，今天是邵锦官第一次允许吕西恩独自带船从虎门税关驶向黄埔，他不能出一点差错，每个步骤都必须完美无缺。
没什么会出错，他安慰自己。这是一艘丹麦商船，“海鸥”号，截至今年，已经在哥本哈根和广州之间往来四趟。丹麦商人总是准时交付税金和船牌费，很少像英国人或者法国人那样诸多抱怨。
“神父！他们来了。”一个裹着头巾的水手在左舷喊道。
我不是神父。他对着河水摇摇头，没有开口，懒得再去矫正错误的称谓。不知道哪艘船的哪个昏了头的大班首先想出这么一个绰号，迅速传播开来，在外商之间口耳相传，固化了这个谬误。吕西恩跨过一团几乎堆到膝盖那么高的麻绳，走到甲板另一边，看着官船驶近。
赠礼过程很顺利，检查货仓也是。唯一让吕西恩紧张的是海关督查对丹麦人携带的步枪产生了疑问，督查很熟悉老式火枪，但没见过这样的步枪，所有海关关员的本能都是一样的：如果出现不能理解的东西，就马上拦下来，最好销毁。
“这些都是对付海盗用的。”吕西恩把船长的解释翻译过去。
“你们在帝国海军的保护范围内，不需要这么多武器。”
“其他船都带武器。”
“任何船都不准带武器。”
“问问他自己知不知道珠江口有多少海盗。”丹麦船长变得不耐烦了。
“船长说‘当然不需要’。”吕西恩直接撒谎了，尽管他知道从珠江入海口到福建泉州海盗猖獗，吃皇粮的水兵根本无力覆盖这么大的范围，“船长的意思是，在帝国海军的巡查范围外，红海，印度，他们需要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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