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喘不上气来。
只有陈栋，他夸我厉害，他羡慕我能考那么高的分数。他说如果能够像我一样，他爸就不会打他，他妈就不会一天到晚哭。
那天跟陈栋他们去录像厅，陈栋没叫我，是我非要去的。我没写作业，没有复习，偷偷看录像，感觉终于反抗了一回，特别刺激，特别自由。电影里那些人，根本就不会被爸妈逼着读书，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活得那么肆意，那么痛快。
砸东西的时候，尤其是砸那座被我爸说是历史印记、是城市标志物的‘白鹿望月’雕像的时候，我感觉特别畅快！就好像终于勇敢了一回，把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卷子、爸妈没完没了的唠叨都砸碎了！”
姜凌明白了。
别看周晓阳是优等生，但他的“优秀”并不被父母认可，因此他才会和一直夸奖、羡慕他的陈栋成为朋友。
他是这起暴力案件的追随者和体验者，因为长期生活在精英式高压下，极度渴望释放和认同，群体行为给了他追求“自由”的出口。
王强一脸痞气，即使面对警察问话也抖着腿，一脸的满不在乎。
他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后对他不闻不问，跟年迈体弱的奶奶生活，初中没读完就辍学混社会。
“有啥好说的？闲着也是闲着，陈栋说去玩，我就去了呗。为什么和陈栋玩得好？我俩是街坊，从小玩到大，别人嫌我家里穷，嫌我没爸没妈，但陈栋不嫌弃，还是和我好，偷偷给我钱，我当然认他当大哥啊。砸东西？爽啊！看着那石头砸下去哐当一声响，那漆喷出来一大片，比偷两包烟带劲多了！那老头？算他倒霉呗，谁让他多管闲事。”
整起案件中，他是暴力实施的主要执行者、破坏欲望的直接表达者。
看着满不在乎的王强，姜凌在本子上重重写下一行字。
——风险因子：家庭破碎、早期辍学、缺乏监护引导、长期社会边缘化、已形成反社会行为模式。
李伟是个小透明，整个人瑟缩着，恨不得把自己藏起来。他父母是普通工人，忙于生计，对他关注少。平时性格内向，朋友很少，因此很渴望融入团体。
“我，我放学路上碰到他们。我和陈栋、王强是街坊，他们看到我，就顺嘴叫我一起看录像。他们比我大，平时不怎么搭理我，那天他们叫我一起，我……我很高兴。”
李伟的声音细如蚊呐：“砸东西，我其实挺害怕的。但他们都砸了，我要是不砸，我怕他们以后不跟我玩了。打人？我没敢打，我就跟在后面做了下样子。”
他是案件实施的依附者和被动参与者，极度渴望融入群体获得认同，在群体压力下丧失判断力。
姜凌心中暗叹，笔记本上多了一行字。
——风险因子：性格内向自卑、缺乏主见、家庭情感支持薄弱、易受群体影响。
最后一个人，是赵小鹏。他年纪最小，只有15岁，眼神懵懂带着后怕。
他的父亲是酒鬼加暴力狂，母亲跑了，经常挨打、吃不饱。他辍学在家，依附于王强，只为了混口饭吃。
“我爸是工人，因为喝酒误事被单位开除了，他把一肚子火气都发泄在我身上中，每天挨打也就算了，关键是老吃不饱饭。上学干嘛？每天饿着肚子，根本听不进去课，成绩一塌糊涂。我爸连我的书本费都不肯交，老师家访他把老师骂走了，老师后来都不管我了，感觉留在学校真的很丢脸，就不去了呗。”
“为什么和王强混在一起？因为强哥能给我一口饭吃啊。我们家就租住在王强家附近，强哥看我可怜，就带我一起混，能吃饱饭，还有烟抽，挺好的。那天强哥叫我去，我就去了，录像挺好看的。砸东西？强哥砸我就跟着砸呗。喷漆？把骂人的话喷在雕像上、墙上，多刺激！那老头冲出来，强哥和陈栋哥冲上去打，我也捡了根棍子比划了几下，不过没打着人。”
姜凌在心中暗自叹息，才15岁啊，九年义务教育还没完成，怎么就任由他辍学了呢？
这起案件，李伟是盲目的跟随者。面临着生存困境，不得不依附强势同伴，行为缺乏自主意识。
——风险因子：家庭暴力、生存困境、学校监管不力、依附于不良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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